我国政府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意识的形成,到＂科教兴国＂基本国策的选择,再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确立,我国政府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被不断强化。政府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主要角色：首先是公共管理者;其次在某些关键或者基础领域是科技活动的重要投资者;最后是科技创新产品的消费者。相应地,政府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职能主要有：管理、引导和监督职能;政府的投资职能;通过国家采购制度对科技创新产品的消费职能。     

制度变迁视域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研究——以上海市非营利组织发展为例

在强调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的今天,非营利组织无疑是重要的参与主体之一。当然,这是以非营利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而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又必然受到特定环境下的制度的影响。因此,制度就构成了分析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及其与政府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鉴于此,本文从制度变迁视角分析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逻辑演变,有助于从宏观上理解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走向,进而为公共政策实践提供思考。     

转型期中国政府过程中制度与角色非良性互动的表现、成因及对策

在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的政治输入过程、政治转换过程、政治输出过程和政治反馈过程中,制度与角色的非良性互动是客观存在的,其成因包括社会公共需求快速扩张,中国社会需求结构根本性变革;社会转型期政府越位、缺位并存;制度供求关系失衡,制度供大于求与供小于求并存。克服制度与角色的非良性互动的对策包括构建"社会基础秩序",制度优先与增强制度约束的刚性;增加政治机会,增强政治系统的开放性与透明度;培育公民社会,推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法律风险及控制

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多元,存在着巨大的债务风险,主要表现在财政、金融和法律等方面.对风险的控制主要通过完善与地方政府融资相关的法律、建立和完善地方偿债机制及问责机制、推动地方政府融资法定化和平台融资市场化等方面进行.     

非遗保护中政府角色和路径研究——以壮锦为例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的自发保护传承难以为继,而市场化道路也导致了这种保护传承面临危机。党和政府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因而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或非遗保护传承工作上,必须将自己定位于主角,做领导者和组织者。要从非遗对象的静态、动态和意态几个层面,从实物保存、技艺传习和精神内涵阐发等角度实施全方位的保护,走立体保护传承路径。     

政府官员道德责任追究问题探析

政府官员道德责任追究的对象是政府官员的道德失范行为。目前我国政府官员道德责任追究有着思想认识存在误区、权责不清、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官员道德责任意识缺失、道德责任问责主体缺失、社会环境产生不良影响、道德责任问责法律缺失、监督和制约机制缺失等。应重视道德教育、提升政府官员道德责任意识。重塑公民道德问责主体地位,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快道德立法、确保追究道德责任有法可依,建立健全道德监督机制,强化我国政府官员道德责任追究制度。     

耕地保护的产权视野

运用现代产权理论,分析了当前中国农地产权的不完整、耕地保护的失效面及其引致效应;提出了有效实现耕地保护的建议：赋予农民最真实、最充分的农地产权;约束政府行为。     

论我国外生式集群经济的形成机理——以广东东莞为例

基于中国改革开放宽松的政治经济背景和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制度环境,中国产业集群的起源和发展与区域优势的动态转化息息相关。广东东莞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优势,以优惠的投资政策、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与跨国企业的技术、管理等优势链合,在发展型地方政府、"游击队企业家"、创造性效仿者和港台及外国中间贸易商的企业家协调机制作用下,崛起了外商投资企业集群,并成为这种集群的典范。     

为什么宏观调控有时会成为“空”调?——整体博弈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近年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中,中央尽管总体上保持了强有力的控制,但某些政策被地方变相地抵制也是时而可见。理论上中央强有力的控制与此形成了悖论,中央亦可以采取分而治之及惩罚典型的方式抵消地方的反对,但惩罚本身的信息含义也是"双刃剑",大量惩罚反而会使地方形成政策失去执行力的共识。     

政府视角下产业集群治理模式的区域比较研究

政府对集群的治理基于集群产业形态和制度环境的差异表现出差异化的介入特征,根据介入程度和范围的差异,整体表现出弱介入、中间型介入和强介入三类基本形态。集群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政府能够通过相关的制度和措施影响集群内企业的竞争和创新行为。因此,政府需要基于区域集群自身的产业条件和制度环境选择恰当的介入方式,并随着集群的发展而调整,从而达到介入模式与集群形态的高度契合。